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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·L·多克托罗:未得诺奖的国宝作家理解他需要持续阅读

E·L·多克托罗一直抵抗历史小说家的标签,虽然他的小说大多以美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作为背景,但多克托罗有自己的理由。他坦言,如果说他的一些小说写到了什么历史背景,那只是纯属偶然,有什么小说不写到一定的历史背景呢,小说不都是写的过去发生的事情?不止于此,多克托罗似乎有意要与恒久的历史唱对台戏,他喜欢把自己当作一名“即刻”作家。

这只是他的调侃之语。多克托罗更可以说是美国国民作家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,他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、三部短篇小说、一部舞台剧、以及诸多时评文章。虽然算不上高产作家,但他的作品却颇获好评,并为他包揽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。不仅如此,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,在很多年里,他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。他也和菲利普·罗斯、托尼·莫里森、约翰·厄普代克等文坛巨匠一起赢得了“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富才华、最具创新精神和最受仰慕的作家之一”的美誉。

鉴于多克托罗之于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性,国内出版社在其代表作《大进军》的扉页上一言以蔽之:“E·L·多克托罗是一个国宝。” 多克托罗也确实不负“国宝”的称誉。这不只是说他的作品深入人心,还在于他生前不懈的实验精神至今依然激动人心。他曾表示,自己不想做拥有“风格”的作家,他希望让每本书“找到”各自不同的声音与叙事方法,但即便如此,他的作品仍深深植根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。恰如评论家彼得·S·普雷斯科特所说,多克托罗在他的每一本书中他都会实验不同的小说形式,试图实现别人未曾实现过的效果,他会尝试某种他未曾用过的语调、结构和作品肌理。与此同时,他又是位极其传统的作家,试图对美国历史、美国文学原型,甚至是类型小说进行新的创造。

的确如此,多克托罗一生笔耕不辍。临去世前一年,他仍在写一部新书,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,他说:“我还不是十分理解它,所以不能向你描述它,但是它很有意思。” 多克托罗的小说也以“很有意思”著称,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对真实历史人物加以虚构。这样的写法曾遭到批评,但多克托罗依然故我,他坚持认为,执着于事实本身没什么意思,赋予讲故事更大的权威才有意思。诚如有评论所言,他的这种想法与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。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,历史作为一种“总体叙述”已经不具备权威性,历史的维度也不再是连续的,宏观的大叙事已然被割裂的小叙事取代,我们唯有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。今年是多克托罗逝世五周年,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,这位既后现代又可谓传统的大作家奉献了怎样“很有意思”的创作?他的创作又对我们有何启发?

虽然多克托罗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小说家,但他写得最多,产生最大影响,并且最为人熟知的,是他的历史小说,他的作品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,如时间胶囊一般封存住美国历史的不同切片:《拉格泰姆时代》中五光十色的20世纪初叶,《世界博览会》与《比利·巴思格特》中的1930年代,《大进军》中的南北战争……

也因此,《纽约客》文学编辑特莱斯曼形容他是“世界级的文艺历史学家”。但多克托罗对这样的标签不以为然,他在接受有关记者采访时说:“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历史小说家,我说不是。是不是政治小说家?不是。是不是种族小说家?不是。我就是一个小说家。”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半开玩笑说,或许可以把他叫做地理小说家,虽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像威廉·福克纳或薇拉·凯瑟那样的“地域作家”。他多部书的故事都发生在美国的不同地区,达科他州的西部、乔治亚州的南部,还有纽约州的阿第伦达克山脉等等。他1931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,在纽约长大,他的好几本书也设定在纽约,但他从不觉得纽约是他写作的“地域”。

这是因为在多克托罗看来,纽约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地方,事物永远在变化,你每一次转身都会有一幢旧楼被拆掉,一幢新楼拔地而起,每一个代际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移民社区扎下根来,它从来不会给人以一种永恒的感觉。而那些有着浓厚地域色彩的“南方作家”、“西部作家”,他们的写作却都依赖于一个地方所提供的稳定性。以此看,多克托罗书写纽约,处理的主要是不同的年代,更甚于一个固定的地点,正因为此,一段历史时期之于他,恰如一个地理区域一样能成为他很好的构建小说的支点。他说:“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,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,它会给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提供边界。”

然而多克托罗孜孜以求的却是打破边界,即使是被视为其童年回忆录的《世界博览会》(1985)也不例外。小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,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,作为居住在纽约的犹太移民第三代,主人公埃德加以孩童的视角描述了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与事,描述了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空前盛况,记下那一时期纽约社会生活和犹太家庭生活的实录。

事实上,多克托罗虽说不在意,甚至是有意模糊虚构与想象的边界,但他十分关注细节的真实。这其实也是他能写下生活实录的前提。几乎在每一次写作之前,多克托罗都会阅读大量材料。有一则轶事说的是,写他的成名作《拉格泰姆时代》(1975)时,他写到身为剪纸艺术家的父亲和小女孩坐电车穿过韦斯切斯特,但他并不确定故事发生的年代,是否真的可以一路坐车到马萨诸塞州。后来有一天,他在图书馆中查阅资料,膝盖碰到一本书,低头一看,正是关于电车公司的历史,于是问题迎刃而解。这就能理解,多克托罗何以信心满满地表示:“这部小说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,我尽我可能令它真实。比如说,我想我对J·P·摩根的看法,比他的权威传记更贴近他的灵魂。”

颇有意思的是,在《世界博览会》里,除埃德加的自述外,还穿插了母亲罗兹、哥哥唐纳德、姑妈弗朗西斯的叙述。虽然多克托罗用了这些亲人的声音,就像是他做了关于他们的口述史记录一般。实际上,这一切都他虚构出来的。而多克托罗也恰恰擅长以口语体写作,他在小说里把各种声音组合在一起,用意不只是为叙事进程提供某种节拍或者延宕,更是意欲在当今机械复制的时代复兴传统的“讲故事”的技艺。

当然,多克托罗并不是简单地讲故事,他在文学实践中往往故意打破文类界限,将成长小说、自传、侦探小说、犯罪小说等融于一体,他还故意打破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,将多声部叙事、悖论、戏仿、拼贴等后现代派写作技巧灵活运用于小说,也是在这个意义上,他被称之为后现代派作家。

要据此以为多克托罗甘愿被按上“后现代”的标签,那就大错特错了,他戏谑道,自己不知道这派作家是个什么样子。他不仅不把自己归于此列,他也不认为他的前辈约瑟夫·海勒是后现代派作家。在他看来,海勒在小说中首创性地用荒诞手法揭示美国空军内部争权夺力、上级压制下级等腐败现象,无非是故事情节发展使然,而他采用许多后现代派写作技巧,也只是为了小说叙事的需要。

事实上,多克托罗如此辩解,不如说是为了“越轨”的需要。他很早就意识到,想要当一名好作家,就必须要有一种“越轨”的感觉。而只有敢于蔑视规则,挑战礼法,他才能在不受束缚的自由中找到真理。“如果我在‘越轨’,这意味着我的思想是自由的,只有拥有这种感觉时,我才感到自己的写作是成功的。”

但直到40岁之前,多克托罗在写作上都不能说取得成功。虽然他出生时就被寄予厚望——他那热爱文学的小唱片店主父亲,用大作家埃德加·爱·伦坡的名字为他取名,希望他日后能跻身文坛。他也确实早早表现出写作的才能,并在九岁那年就立志成为作家。他大学毕业不久参军,1954年退伍回国并与海伦结婚,后育有三个子女。此后数年,当过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审读员、新美国文库的编辑、戴尔出版社的主编,生活波澜不惊。在电影公司工作期间,正值美国流行西部片,多克托罗的任务就是大量阅读西部类型小说,看看有没有可以被改编成电影的故事,并为公司高层撰写评估报告。在此过程中,他产生了写一部关于西部小说的反讽之作的想法,并以此写了一个短篇,他的顶头上司读后,认为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,建议他不妨扩展成长篇。他照做了,但写着写着,小说就越出了原有的轨道,他没法再以原先准备好的廉价材料去炮制一部俗套的商业类型小说,他最终写出了一部真正值得阅读的“越轨之书”《欢迎来到艰难时代》。

小说于1960年出版后获得成功,不仅让多克托罗坚定了自己当作家的信念,也让他在“越轨”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他在历史小说中,将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混合在一起,或展开恢弘的想象,构建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故事;他在纽约系列小说里,让半自传体的“我”,在他笔下真实的纽约社会里自由穿梭。但他的“越轨”也有失败的时候。1966年,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大如生活》。其中写到纽约出现了比帝国大厦还高的裸体巨人,但对这样的“越轨”,读者并不买账。1969年,多克托罗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访问作家,开始专事写作。

此后,他于1971年出版了为自己奠定文坛地位的第三部小说《但以理书》。小说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,美国麦卡锡主义制造,犹太移民夫妇含冤而死,儿子但以理成年后调查案件,为父申冤。小说中的罗森堡夫妇“出卖机密”一案是历史真事,罗森堡夫妇因所谓“间谍罪”被处死,因此轰动全球,而主人公但以理是虚构人物。小说仿佛是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,揭示了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,迫使大批青年去当炮灰,草菅人命专断独行的弊病。次年,小说荣获古根海姆奖,并在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。《卫报》将这部小说称为“杰作”,他本人也因此被《》评为“一流的美国作家”。

如此,多克托罗成功“越轨”了。他不只是在写作方法上“越轨”,他也喜欢写“越轨”的人。他们过着某种极端的生活,或是处于文明的边缘。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幸福国的故事》写了连环杀手、盗婴者、联邦特工、信徒等边缘人物。在另一本小说集《诗人的生活》里,他则以其中的六部短篇,探索了主人公从童年到中年所经历的各类古怪暴力。

多克托罗的奇崛之处,更在于他能经由自己的笔,让这些边缘人物焕发出神话般的夺目光彩。他根据一则真实报道写成的长篇小说《纽约兄弟》(2009),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故事的起源很简单,一对古怪的兄弟在大都市过着隐居的生活,去世时却成了报纸头条,因为他们家里的每个房间,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一生收集起来的东西。多克托罗一直不能忘记这则新闻,他带着把它们写成小说的想法和感情过了许多年,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:我是霍默,眼盲的弟弟。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要开始写关于科里尔兄弟的故事了。不过,他对他们的症状的医学层面不感兴趣,他是将他们当作“神话”来对待,这对古怪的囤积垃圾的兄弟,由此成了美国文明的收集者。有意思的是,小说以小人物来隐喻大历史——在十万字出头的篇幅中容纳了40年的历史,贯穿一战、大萧条时期、二战,直到越战——多克托罗却没有扩展和渲染,而是压缩。在故事结尾,多克托罗正如有评论所言,不是把故事推向高潮,而是用最后几句极度悲伤、恐惧的句子,直接把读者推下了悬崖。

确乎如此,多克托罗似乎变着法儿在挑战读者的认知,他不屑于去迎合读者。他反映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《大进军》,围绕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战展开。然而指挥这场战役的谢尔曼将军,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,并不在小说的中心位置,越是实际深入小说的腹地,就越会发现处于小说中心的,是一些在他笔下鲜活起来的、充满人性的普通人。多克托罗通过这样一部气势磅礴的小说,要表现的则是无数被美国南北战争卷入国家暴力的普通人的生活。

而多克托罗这么做,并不只是出于叙述“越轨”的需要,而是包含了另一层深意:他要揭示出美国社会内在的悖论。以《拉格泰姆时代》为例,小说以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家庭作为主线,描绘了美国二十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的芸芸众生相。虽然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期,史学家们也总是颂扬文明光鲜亮丽的一面,多克托罗却更多关注与繁荣共生的种族矛盾、移民危机、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,他感兴趣的不是广为人知的主流历史,而是历史上那些被湮没的声音与事实。

多克托罗的写作立足于美国社会,他同时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:即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刻思考。他于2014年年初推出的新作《安德鲁的大脑》,以神经系统科学家安德鲁与其精神治疗医师的一系列对话为框架,通过追述他在两次婚姻以及在政府任职的人生经历,意在对如今流行的“历史终结论”思想加以批判。

在小说里,多克托罗还借安德鲁的口吻,探讨了人的认知、记忆,包括人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灾难记忆。在多克托罗看来,如果人们能弄清楚人的大脑如何形成思维,如何产生思想和情感,以及我们的主观生活等问题,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智力成就。但这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,因为假如我们理解了大脑如何运作的每个细节,那电脑就可以仿制我们的大脑和意识。“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,那就是自青铜时代以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神秘世界的终结,我们也将不再需要用各种故事来解释人类的生活。那将是个大灾难,如同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。”

多克托罗的思考贯通古今,常给人天马行空的印象,但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作家。他抵抗历史小说家的标签,却对传统的历史小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。他在小说里运用很多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,总体给人感觉却极尽写实。为了写出变革时期美国拉格泰姆音乐似的社会氛围,在《拉格泰姆时代》里,他甚至在语言上也进行了变革,运用大量互不关联的短语、略句,给人一种类似切分音节拍那样的跳动感。而他对自己笔下每个历史时代的忠实描绘,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,实在不亚于塞尚对一盘桃子的忠实,其精细程度表现在甚至连当时人们的居室布置、服饰爱好都描绘得一丝不苟。

作为一个喜欢时时“越轨”的作家,多克特罗的每部小说都有变化,不变的是他对西方社会小说传统真正意义上的继承。他不像如今大多作家所做的那样局限于叙述个人生活,而是像他崇尚的狄更斯、雨果、西奥多·德莱塞、杰克·伦敦等作家那样,深入外部世界,力图记录和表现一个时代。他说:“近年来小说进入居室,仿佛户外没有街道、公路和城镇。我则一直留在门外。”

原标题:《E·L·多克托罗:未得诺奖的“国宝作家”,理解他需要漫长的阅读 纪念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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