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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电影危险而无常它摧毁人我是少数幸存者”

▲德国导演沃纳·赫尔佐格已经拍摄了超过七十部作品,兼有剧情片与纪录片。纪录片《灰熊人》在阿拉斯加取景,记录动物保护者崔德威尔的传奇一生。此片被媒体评价为“崔德威尔疯狂理想主义与赫尔佐格阴冷世界观的汇合”。(资料图/图)

1970年代以后,在德国本土反响平平的《天谴》《卡斯帕·豪泽之谜》《陆上行舟》陆续为赫尔佐格赢得国际声誉。一种赫尔佐格式的鲜明风格基本成型:讲述“强者”故事,疯狂叛逆;拍摄如同远征,身体力行。

沃纳·赫尔佐格曾被法国“新浪潮”导演特吕弗称为“最为重要的在世导演”,许多杰出电影人毫不讳言受到他的启发。英格玛·伯格曼把他的《卡斯帕·豪泽之谜》列为“一生所看到的十部最好影片之一”。弗朗西斯·科波拉购买了他多部影片的放映权,并在《现代启示录》中借鉴了《天谴》的镜头手法。

2018年3月20日,赫尔佐格带着两年前完成的纪录片《深入火心》来到香港,主讲第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。“做音乐家比电影更长久,一位大提琴手在八九十岁时依旧可以高贵地演奏大提琴,电影危险而无常,它摧毁人。”他在现场说,“我没有(被摧毁),我是少数幸存者。”

隔天在香港美丽华酒店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,赫尔佐格端着一杯白开水,黑框老花镜挂在衣领,高大的巴伐利亚身躯没有一点驼背的迹象。“我总觉得比起艺术家,我更像一个士兵。”

▲2018年3月20日,赫尔佐格带着两年前完成的纪录片《深入火心》来到香港,主讲第1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。在香港期间,赫尔佐格走访旺角街头,见到鱼档、海味铺、烧腊铺,他认为“香港的实感在于强韧的生命力,充满活力澎湃的生命,毋需居住此地也能感受得到”。(HKIFF供图/图)

1942年9月,赫尔佐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。几天后,一颗炸弹损毁了他家的屋子,玻璃碎片飞溅到他的摇篮里。逃生后,赫尔佐格一家搬迁到德国与奥地利边境的小村子扎赫兰,那是美军最后进入的一片山区。

赫尔佐格在扎赫兰的童年几乎与世隔绝。他12岁时才知道香蕉是什么,17岁第一次打电话,至今他仍不习惯电话,“每次它响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吓一跳”。

当11岁的赫尔佐格第一次看到乡村放映员带来的电影,尽管内容枯燥,但他仍然目瞪口呆。“(之前)我不仅是没看过电影,甚至不知道电影的存在,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总是认为是我发明了电影。”

尽管生长在战争的废墟中,赫尔佐格却迷恋那段时光,“这是一种最棒的无政府状态,没有管教人的父亲,也无规则可循,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创造一切”。

父母离异后,他改姓母亲出嫁前的姓氏斯蒂培迪克。投身电影事业后,他给自己起名赫尔佐格,意为“公爵”,“因为我那时总觉得该有个拍电影的人像贝西伯爵或惠灵顿公爵那样”。

赫尔佐格15岁开始尝试写剧本。两年后,一个制片人打电话请他见面,投出的剧本终于有了回音。当他走进制片人的办公室,得到的却是一顿羞辱,“啊哈,现在连幼儿园小孩儿也想拍电影了!”

他决定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。很长时间里,公司就是他在慕尼黑的小公寓,剪辑室就是起居室,只有他一人。“制作电影只需要这三样东西:一部电话、一台打字机和一辆车。”

中学的最后几年,赫尔佐格在夜里打工挣钱,做钢铁厂焊接工、停车场管理员。他用从慕尼黑电影学院偷来的35毫米摄影机,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片《大力士》。

在他多年后开设的“流氓电影学院”里,赫尔佐格会专门教授电影后辈“如何撬锁、偷车、伪造拍摄许可证”。“对于那些年轻的制作人来说,他们其实不应该去寻求政府帮助,也不需要去向市场祈求。”他说,“我看到很多年轻的电影人,浪费许多时间寻找投资,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赫尔佐格视《大力士》为失败的习作,不久后他去往匹兹堡参加奖学金项目,但三天后就失望地退学,身无分文地在美国游荡。签证到期后怕被驱逐,他先逃至纽约,后到了墨西哥,在墨西哥学会了西班牙语,做走私生意,还当过掷绳套牛表演场的骑师。一次严重受伤后,他只能离开墨西哥,辗转欧洲回国。

回国后,他拍摄了首部长片《生命的讯息》。这部电影将纳粹占领希腊的人类暴行寓言化,为他获得第18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。

战后一代电影人,不约而同地寻找着新的电影语言。赫尔佐格曾在一份致辞中定位了自己那代人的历史身份:“我们是没有父亲的一代。”

赫尔佐格在德国显得像个局外人,他毫不留情地批评“这个国家的电影默默无闻”。在他看来,两次世界大战使几代德国人小心谨慎、惶惶不安,“只要有人想出头,只要他试图引人注目或想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作品……其余德国人会立刻对他表示怀疑。”

▲赫尔佐格认为对电影而言,客观并不存在。他斥责“会计师的真实”,主张在电影中追求“狂喜的真实”。他在纪录片中虚构或设计场景,在剧情片里时常不加操控地让情节自然发生。他将剧情片《山间暗影》视为自己最好的纪录片。(资料图/图)

1970年代以后,在本土反响平平的《天谴》《卡斯帕·豪泽之谜》《陆上行舟》陆续为赫尔佐格赢得国际声誉。一种赫尔佐格式的鲜明风格基本成型:讲述“强者”故事,疯狂叛逆;拍摄如同远征,身体力行。

赫尔佐格把极端故事比喻成化学实验,“只有把材料放在极端的热度、压力或辐射之下,才能发现某种特定金属。同样道理,在极端的压力下,人们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人性,并让你明白人类究竟是什么。”

演员克劳斯·金斯基是其中的代表性面孔,他参演了赫尔佐格的五部电影。《天谴》的剧本一挥而就,“一写完我就知道这是为金斯基而写,于是立即把剧本寄给了他。”两天后的凌晨三点,赫尔佐格接到电话,那头传来莫名其妙的嚎叫。他用了半小时才听出来,金斯基非常喜欢这个剧本,愿意出演。

在赫尔佐格看来,金斯基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演员。他性情暴戾,每天都在发怒,“即使一只蚊子出现也要尖叫”。拍摄《天谴》时,金斯基差点用剑刺死一位演员,另一次他对着群众演员吼叫,抓起温彻斯特步枪对他们的小屋开火,打掉了一个人的手指头。赫尔佐格没收了他的枪,保存至今。

▲克劳斯·金斯基主演了赫尔佐格五部电影。这位演员素以性情暴躁闻名。拍摄《天谴》时,赫尔佐格威胁要枪杀他,才令他安心完成拍摄。(资料图/图)

金斯基每天辱骂导演两小时以上,不时尖叫着控诉——赫尔佐格试图指导他是对他的侮辱。赫尔佐格通常站在一旁听着,报以沉默。在纳内河拍摄时,金斯基威胁要退出剧组。赫尔佐格找到他,“我告诉他我有把步枪,他别想走出这条河的第一个弯道,因为在那之前就会有八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,第九颗我会留给自己。他本能地感到这已经不是个玩笑了……接下来的十个拍摄日里,他表现得非常温顺听话”。

《陆上行舟》取景于秘鲁丛林,为了建造影片中的巨船和庞大的剧组营地,筹备就花了三年时间。拍到近半时,男主角杰森·罗伯茨忽染重病,医生禁止他返回丛林。当时剧组麻烦不断,还卷入了武装冲突。赫尔佐格一筹莫展,差点决定亲自饰演,最后只能找金斯基。

▲《陆上行舟》的拍摄阻力重重,秘鲁边境当时正发生战争,赫尔佐格伪造了许可文件。演员接二连三地离开,赫尔佐格差点亲身上阵主演。影片历经四年完成,“把轮船拉过山顶靠的并非是金钱,而是信念”。赫尔佐格凭此片获得第3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(资料图/图)

金斯基答应加入,但他依旧惹祸不断,当地印第安酋长甚至向赫尔佐格认真提议,自己可以帮忙杀了他。为完成电影,赫尔佐格拒绝了。

1991年,金斯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赫尔佐格制作纪录片《我的魔鬼》(又译《我最好的朋友》)纪念他。“的确,和这个男人合作完全是一场灾难,但谁在乎?我们一起拍出来的电影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赫尔佐格说。

赫尔佐格电影的选景也总是困难重重。他去往世界各地,不论亚马逊丛林、高加索沙漠还是战乱之地,通常是“有人味、对人类有价值的地方”。“当我写剧本时,常常会描述一片我从未见过的风景,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于某处,而我对它们的寻找也从未失败。”

《》对此评论:“赫尔佐格的纪录片表明,当德国导演们随着岁月而变得老练的时候,他还是为自然世界的危险和浪漫深深着迷。”

赫尔佐格否认自找危险。他根据专业人士的评估与建议执行拍摄,“我就像一个外科手术医生,看似危险,实则专业迅速”。

赫尔佐格完成于2005年的纪录片《灰熊人》讲述了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蒂莫西•崔德威尔的经历。崔德威尔致力于野生灰熊的研究和保护,每年夏天来到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野营,观察记录灰熊的生活习性,拍摄了近一百小时的素材。第十三年的夏天,他和女友在帐篷外遭到一只灰熊的攻击,最终被残忍地吃掉。

赫尔佐格在剪辑这些素材时,其中的一些时刻让他“简直吓到不知该说什么”。他与剪辑师都已戒烟,但还是必须第一时间冲到户外抽上两口,以缓解震惊的情绪。

“崔德威尔其实是自找危险,他自愿深陷危险中。”赫尔佐格认为,崔德威尔和自己电影中的许多角色一样,“他们都是疯狂的人,但我不认为我和他们一样,我不是‘艺术家’,我是‘专业的’。虽然了解这些狂人的心理,但我不疯狂,并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哪。”

拍摄灰熊时,赫尔佐格始终和灰熊保持两公尺距离,并保持冷静。“我必须在熊的面前展现控制权力,像个主宰,如此一来熊也会尊敬我,我们彼此掌控自己的领地,互不侵犯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能因为任何一种工作而让别人冒生命危险。”赫尔佐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当灾祸确实发生,“很痛苦,但你必须得忍受着活下去。”

2000年,英国传记作者保罗•克罗宁联系赫尔佐格,试图为他写一本传记,得到的回复是一份手写传真:“我不做自我审查。我的确在刮胡子的时候照镜子以免刮伤我自己,但我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。我不想协助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。”

赫尔佐格不做自我分析,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:他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,直到它被写在护照上;他照镜子,但只是技术性的,他不喜欢直视自己的眼睛然后思考自己。“我对人类、人类的处境更有兴趣,对自己的状况毫无兴趣。”他说。

1979年,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纪录片《我就是我的电影》诞生。片中赫尔佐格谈起自己极端的童年,不过很快就不愿透露更多。秘密就是秘密,他的一切就躺在电影作品当中,“我就是我的电影。”他如是说。

赫尔佐格很少做梦,每个早晨醒来时,他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。“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没吃饱或没睡饱的人,或那些总处饥饿、疲惫状态中的人,也许这就是我拍电影的原因之一,那些夜里从来不进入我脑中的画面,也许就是我想在银幕上创造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
当《陆上行舟》进展不顺时,赫尔佐格曾回到德国游说投资者,对方问:“你们真有意志力和决心吗?”“你们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?如果我放弃这部电影,我会变成一个没有梦想的人。”

20世纪福克斯公司建议他说用船模与模型假山进行拍摄,很快遭到否决。最终赫尔佐格找到一条340吨重的汽船,将它拉动1600多米。拍摄现场和影片中的情节非常一致:工作人员一度跑光,有人因此受伤,最终成功地把那艘船拖过陡峭的小山。

银幕内外,这一幕真实发生的意义何在?“让观众再次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赫尔佐格意图把观众拉回电影刚诞生不久的年代——卢米埃尔兄弟播放《火车进站》,传说人们从座位上惊慌四散,以为火车真的开向了自己。“做这件事不是为了真实,是为了把电影变成一个狂热之梦。”

“我对他说,假如这次真的能完成,当我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,我就吃自己的鞋。一年以后,我看着它,真的把它吃了下去。”